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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他们为什么驱逐卢安克?  

2010-05-24 21:33:43|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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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中国火的德国人不多,马克思算一个。他不仅火,还让广大中国学生感到头疼。

最近他的一个同胞,似乎盖过了他的风头。这个新秀就是卢安克。不过这次,头疼的不是中国学生,而是执政者。

 

当局为什么要对一直梦寐以求的无偿劳动力发出警告,甚至威胁要驱逐他。因为在现在普遍信奉投机钻营的中国,这样一个稀缺品,而且还是“洋货”,是一块很好的新闻素材。你卢安克火了不要紧,但是你顺带让大家知道了中国有这么多的留守儿童,而且其教育如此落后,这就让当局脸上无光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公众再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得不到正常教育的留守儿童,进而为他们鸣不平,要求增加他们的福利那就麻烦了。

 

留守儿童是什么?

 

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

 

中国的留守儿童又有多少呢?

 

据2000年五普资料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近2000万人。有专家推算和保守估计,近年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至少在4390万以上。根据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推断,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人。

 

这是几年前的数据,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留守儿童的人数会更多,因为从21世纪开始到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长是严重依赖所谓“比较优势”的增长模式。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多的留守儿童?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前面的“比较优势”做一个介绍。所谓比较优势,专业点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反应到人上,便是福利。工人福利低,那么比较优势就会更明显。

 

关于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一种相当流行的解释是,中国制定了明智的“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优势。

 

这种廉价劳动力的形成,不是市场自由运转的结果,而是制度性设计的结果。是官僚体制运用权力对农民权利的剥夺。这种剥夺的形式是多方面的,一种是土地,比如征地(目前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一种是身份,比如已经存在几十年的恶法《户籍制度》,三是剥夺结社的自由(农民无法形成与整个公权力谈判的机构,而被切分成单个个体)。当然还有其他。

 

人为的压制农民权利,使我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前主要靠出口拉动(金融危机后,投资占了主导,中国经济很可能陷入“凯恩斯陷阱”,这里不赘述)。而这一世界工厂只不过是一个血汗工厂而已。

 

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建立在牺牲大部分农民福利的前提下的。他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却被排斥在分享经济增长红利之外。

 

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城市化为标志。而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要想分享城市化的福利,由于知识,信息资料的先天性不足,他们的谈判筹码其实只有两个:土地劳动力。而我们看到的是,各级政府对土地资源的贪婪,用公权力不断侵蚀农民的土地资源,官僚们往往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低价强行收购农民土地,最后高价卖出。据悉,90年代以来,四川省自贡市政府以建高新开发区为名,征用了红旗乡农民的土地1.5万多亩,价值50 多亿元,造成3万农民丧失生计。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农民谈判的筹码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劳动力。或许这根本称不上谈判筹码。如果土地都没有了,就算将农民的工资福利人为压的很低,农民也没有办法,他们往往缺乏更多的生存技能。

 

所以,官僚们从土地和劳动力两方面入手,人为的制造了中国所谓的“比较优势”

其实,对土地的剥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压低农产品价格。即使打工的工资福利低而且不稳定,大部分农民还是有“务农不如打工”这一共识。所以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大潮为世界所罕见,这一大潮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下了如此众多的“留守儿童”

 

为什么他们不把孩子带到城市里呢?

 

一是由于前文所述,人为压低农民工工资福利,使得他们的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同时低收入也使得在城市里养活一个孩子的成本巨大。

 

如果说上一个原因是制度间接作用的效果,那么下一个原因便是赤裸裸的制度剥削。那就是臭名昭著的《户籍制度》。这一恶法使得,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学校上学基本上不可能。而那些面向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民间兴办,教学质量无法与城市学校相比。于是,我们往往能看到成绩优秀的农民工子女,不能在当地城市参加高考的新闻。为当地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被赤裸裸的排斥在城市分红之外。

 

当然,所谓“比较优势”这一制度性设计是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的。人为的,而非通过公平交易的市场手段压低农民福祉,将其排斥在分配体系之外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以及政治风险已经在近年来不断显现。远有04年四川“汉源事件”,近来有前不久4月份发生的黑龙江富锦市农民“集体卧轨”。

 

这些被称作“农民起义”的事件对当局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针对这一巨大的政治风险,当局祭出了“恩威并重”两面大旗。

一方面,对农民采取安抚政策,比如允许农民工有自己的人大代表;取消农业税;为部分农民提供医疗以及养老保险;这些政策都是表面文章,并未能从本质上提高农民的福祉。可以说,整个农民的福祉是一个负值,这些政策远没有使其福祉成为正值。换句话说,这些政策只是向农民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还是得剥削你,但是收敛一点了。

为什么不能“反负为正”,前面已经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比较优势”(这也是中国企业被置于整个世界产业链最低端的一个原因)。而经济发展,随着民智的开启,已经成为当局执政的唯一合法性来源。我们常常听到身边的人说,即使现在社会矛盾如此之多,但是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他们所说的向前,无非是经济的向前,因为稍微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我国在政治制度上越来越固步自封。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为执政者至少提供了一个执政的合法性,如果经济不能发展,甚至不能快速发展,鉴于如此之多的社会矛盾,其统治基础将会立刻丧失(这也是为什么当局为GDP而疯狂的根本原因)。对农民福祉的提高,无疑增加了他们与城市谈判的筹码,农民可以暂时不打工了,你企业熬的过吗,这是执政者不能承受之重。

所以,当局的“恩”只不过是一种安抚,未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另一方面,当局对各种“反抗”形式,尤其是以结社方式进行抗争的农民进行严厉的打压。同时利用操纵媒体,人为的过滤信息,使得农民在维权斗争中丧失了必要的舆论关注与支持。更为高明的手段是,通过助学金,工作安排等手段“贿赂”农民中的精英分子——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使得这些精英在体制问题上三缄其口,很多人都选择了抛弃过往,进入体制进行钻营。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被剥削的最厉害的阶级,往往会对这个体制最忠诚,而表达忠诚的,无非就是这些被贿赂过的精英们。因此农民在这一进程中,知识与信息水平越来越边缘化。

 

从上面可以看出,当局采取的“恩威并重”无非是巩固其剥削体制,而这必将导致矛盾的累积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各地的农民起义将会越来越多。而且随着对农民中精英分子的抽离,这些反抗方式将会越来越趋于暴力化和非理性化。当累积的矛盾足够大时,他们完全不需要一个精英的领导,一个山大王振臂一呼就足以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在最近如此众多的底层公民针对幼儿园的暴力事件的背后,另一股足以摧毁中国当今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暗流正在涌动。

 

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既得利益者着眼于大局的政治智慧和顺应世界潮流的政治举动。否则,中国奇迹无非是历史上诸多朝代开国时经济繁荣的又一轮回。而终结这一奇迹的,也将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的农民起义。

 

几十年前,一个德国人让一批随后改变民族命运的人看到了前进的道路。几十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德国人是否也会让一批有志于改变民族命运的人看到这一民族繁荣背后深刻的危机,从而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呢?我们拭目以待。

 

来自: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67156747&owner=230438806

附上有关视频

面对面(2009.12.27)柴静专访卢安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stM8CuU8W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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